中华古代诗词文化，源于卜祀祈祝，萌于民谣俚曲，兴于颂讽咏志。可惜，最早文字辑录诗集唯《诗经》仅存，且幸赖孔子“删诗”以传世。

“风雅颂”继春秋而咏至战国，蒙楚人屈原独辟蹊径衍为骚体，其古雅深邃，实乃先秦诗文化独秀一枝。秦亡而汉，乐府兴，诗苑万象更新。入于魏，五言腾踊，尤见“三曹父子”“建安七子”创建辉煌。魏晋之交，有“竹林七贤”;西晋有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东晋更有陶翁。此期间，诗歌境界与视野得以拓宽，咏唱愈加脍炙人口。沧海桑田，岁月交至南北朝之宋齐梁陈，其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，已不一而足，“大小谢”“七言之祖”“竟陵八友”脱颖而出，田园诗、山水诗，清逸峻秀，齐梁体堪称独占唐前春色。

大唐盛世，亦为诗之盛世;诗律之工，音韵之秀，炼句之缜密，意境之深构，实为登峰造极!虽“诗圣”冠于李杜，且群星烁然千古!诗余有词，南北朝时即现零星草色，概晚唐兴于教坊，五代十国初成景象，此间李煜、顾敻词可窥一斑。词至于大宋，渐跳脱弦指之间而成跌宕之咏，可谓独领诗史风骚!词较于诗，其伸展转承有余，更见抒情遣怀之酣畅。两宋之时，词人千家，而晏柳苏辛，拔高耸之标;金元之际，则以遗山词视为翘楚。谈及词牌格律，实为一人度得好曲，他人乐享声韵格式之便而填之，遂成填词之风;其实前人不古，后人每每作茧自缚。诗词演绎于元明，日益迎合民间曲娱需求，于是，“街市小令”“村坊小调”勃然而兴，终绽放出一代曲赋奇葩。